那时，小学每星期都开一下午的劳动课。那是真正的劳动，有老师带着去地，逮过棉铃虫，剔过玉米苗，摘过花，割过草······。农忙时，不止安排一个半天，往往两个或三个，那便是“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”。
那年，铜岭上的棉花特别丰产，漫坡白花花的一片。棉花开的时候正是秋雨绵绵季节，若摘的不及时，经雨了，那棉花的花绒就会变脆，变硬，都降级了。
那年共安排周二三四，三个下午的劳动，学校里三年级以上的师生一下子涌到了坡上，一个年级一块儿地开展劳动竞赛，那场面也可美。下午回家，每人摘花的数量是要过秤的，虽然没有什么报酬，但总要有个记录，表扬多的，少的当场就会受到校长的“日挂”。
开始摘花的时候，一人一次把四行，人站中间，两边两行一路摘下去。
总是老师排次序，康素贞第一，在地边，视野开阔，凡透风的地方花开的最好；我第二，二骡子第三，苏老二第四，再往后排记不清了。
二骡子一进地块儿，他只捡大朵儿摘，这是摘花最忌讳的，一是把小朵儿的剩下会造成浪费；二是摘小朵儿需耐性，费力费手。
我这边他不敢动，他只捡苏老二的大朵儿，他象放野马一样很快到头了，苏老二这边是恶性循环，越是难摘越是走不到前头。
期间听苏老二干涉二骡子了好几回，但都没有效果。那天回到西场，校长早在那里一个一个地过称，我8斤，康素贞9斤，二骡子12斤，苏老二3斤。
校长当时就黑丧着脸对苏老二说：“全学校就你少嘞，太阳没从你门前过？·······”那时，苏老二不敢作任何的解释。